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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岛日报》“三地女人情”专栏 曾晓文 心灵的音乐 在 从此，我的一部分生命便离我远去了，我可以轻松一些走未来的路。 仿佛一个在舞台上疲惫嘶喊了多时的演员，在曲终落幕之后，洗尽铅华，终于在静夜里有了无梦之眠。 从两年多以前开始动笔，我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起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。这中间泪流几许，已是一言难尽；无数次苦于自己的拙词稚语不能表达人物情感，几乎放弃。但最终我还是一次次回到计算机旁，在键盘上尝试着谱写我生命里的一部心灵的音乐。 如果去年我没有搬到多伦多，我很难想象自己会完成这部小说。对生活中的许多人和事，一定要隔了一段距离来瞻望，而距离意味着空间和时间。我一回回在安大略湖畔散步，依恋着她春的柔和，夏的丰润，秋的姿彩、还有冬的清瘦。我似乎无意中用我的文字，伴入红枫青草做药引，添加碧水，借助清风，以温情之火慢慢炖煮，为自己制出了一副良药。由此我微弱的心跳恢复了它正常的节奏，而我曾一度迟缓的脚步又有了健康的韵律…… 生活仍会继续。 我把这本书献给所有曾经爱护过我、帮助过我的人们。他们曾给予我的每一句热情的鼓励，每一个关切的眼神，每一次无私的扶持，都将成为凝聚着人类情感精华的音符，永远跳跃于我生命的乐章之中。 我写，我爱，故我在… 发表日期： 晚安，我的朋友 傍晚，冬雨淅沥。上了501路街车，坐到第二排座位上，想立刻闭目养神，却被司机报站名的声音吸引了注意力。他不是把站名说出来，而是唱出来。如果到了可以转车的某一站，他就唱出另一条路线的名字。司机是位年轻黑人，底气十足，声音浑厚。旅客们都被他的歌唱逗笑了，纷纷开始和他搭话。他有问必答，声调欢悦。车上的气氛十分活跃，让人几乎忘记车外的凄风寒雨。 司机名叫多米尼克。当我问他为什么总这么开心时，他的回答非常简单：“因为生活是完美的！” 平素在其它街车上，旅客下车，几乎都不和司机打招呼。可是在多米尼克的车上，每位旅客都忘不了说声谢谢。多米尼克就不停地唱“不客气”，并且还要补充一句：“晚安，我的朋友！”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女人，她在下车前用纯正的歌剧腔调也唱了一句：“晚安，我的朋友！”旅客们为她鼓掌了。她在移民加拿大之前，大概是莫斯科歌剧院的演员吧。 该下车了，我自然也要对多米尼克说谢谢。不仅因为他富有感染力的声音，还因为他的开朗和乐观。他把陌生的旅客看作朋友，对他们微笑，嘱咐他们一路走好。当我抱怨人心冷漠时，我是否像他一样，首先传达过热情呢？我似乎还从来没有在某一瞬间说过，生活是完美的。我为什么对生活中的遗憾执意不肯忘怀，而不能有完美心情呢？ 发表日期： 也谈文人相轻 前人讲过，女人相轻，文人相轻，那么如此推论下来，女文人最相轻了？这结论有点让人悚然。一直怕被归入女文人的行列，主要是心理上有潜在恐惧。难道文学也像潘多拉的魔匣吗？一旦被打开，抨击和流言就要漫出来？ 写纯文学的，看不起言情的；言情的，又瞧不上武打。专注于传统媒体的，对网络作家不太买账……总之唯有自己的作品，像亲生的孩子，是天底下绝顶聪慧、绝顶美丽的。 其实文人，要像农民一样，耕田、播种、浇灌、收获……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忙于批评别人家的庄稼长势不好，常常会荒了自己的土地；更没必要因为自己颗粒不收，而恨不得烧了邻人的谷仓。 也许因为读中文系 在文学这个无所不在而又高深莫测的课堂里，每一个为我们留下了深邃文字的人都应该得到重视和尊重。 惺惺难到不应该相惜吗？
发表日期： 天堂里的对话 前几年，在中国曾流传过一则寓言故事，说的是一个中 不同的人对这个故事有不同的理解，银行家和房地产商当然是借此鼓励中国人贷款买房，而中国大众也以此鼓励自己勇敢地花明天的钱。 当中国人节衣缩食的时候，美国人却在潇洒地借贷消费。等中国人存够了钱准备消费时，生命的钟摆已经停止了走动；美国人虽然一生负债，却在享受中走过生命的历程。 如何消费只是生活中的一项决定，更重要的是如何生活。结果和过程，哪一个更重要？中 听了这个故事之后，我倒设想了另一版本。一个中 唉，不一样的观念，不一样的人生啊…… 发表日期： 命运敲两次门 在我从美国搬到加拿大的第一个圣诞节，我的美国朋友卡西寄了一份礼物给我：Annie
Proulx 长篇小说的《The
Shipping News》。 小说出版于1993年，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。小说讲的是美国的一个十足的失败者，三十几岁的小报记者Quoyle，既不聪明，又不潇洒，经过两次失败的婚姻，生活上难以为继，最后带着两个女儿搬到了加拿大的Newfoundland海岸边。Quoyle开始在Newfoudland
的报社工作，他摈弃了枯燥的船运消息报导，而是讲述船主的生活故事，吸引了众多读者，完成了他写作从平庸肤浅到深刻感人的转变。Quoyle一点一滴地重建生活，重塑自信，寻觅到了生活和爱的真谛。 读完了这部小说，我就理解了卡西的用意。当和Quoyle几乎同龄的我搬到加拿大时，一无所有、举目无亲，靠在中餐馆打工的收入支付房租，我需要从Quoyle的故事里观照自己。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溺水后停止呼吸，结果又活了过来。如果溺水的人可以死而复活，那么世上就没有不可复原的伤痕。 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，当一种可能性沉没海底，另一种便会浮出水面，这是人生的无常，也是魅力所在。 我体验着Quoyle走过的精神历程，而且相信欢喜终究会取代眼泪，因为命运敲两次门…… 发表日期： 路上的心 “情人节”当天，在Queen街的人行道上，一夜之间出现了很多颗心。心，是被人用粉红色的油漆画在地上的。起初只有拳头大小，密密麻麻的，后来虽然变得有些稀少，却越来越大，甚至超过了车轮。每颗心形状惊人地相似，应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笔。在Spadina和Bathurst 之间长长的一段路上，一颗颗心在晦暗的冬日里闪耀着，明丽夺目，使今年的情人节在我眼里骤然不同寻常了起来。 我小心翼翼地半跳跃式地走着，唯恐踩到了其中的一颗，想象也开始舞蹈。是什么人在寒风凛冽的冬夜画下了这些心，又画得这么完整、鲜润、饱满？男人，还是女人？老人，还是小孩？要展示行为艺术，还是要渲泻奔腾的情感？而这个人怀着怎样的心情，创造出了人间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作品？ 我不能想象一个沉醉于爱情幸福的人，在情人节前夜的风雪中，面对昏暗街灯、寂寞长街，一笔笔涂下心情。 也许是天生的悲剧心理吧，总觉得画心人曾经心碎过，才如此渴望完整；情感世界曾经荒芜、空虚过，才如此向往鲜润与饱满。或许在这一段路上，画心人和自己的所爱曾多次携手走过，于是要把遗落的心描绘出来，在记忆中放大…… 突然心生羡慕，不是因为画心人的独出心裁，只是因为他/她至少还能找到生命中的一段路，捡拾自己的心。而我呢？心遗落在沧海中了，能去水中画心吗？ 发表日期： 换一种角度 前些日子去国内的一家照相馆照像。摄影师是个二十多岁的大男孩，一副漫不经心样子。原指望他“咔嚓”“咔嚓”按动快门，迅速拍摄完毕，不料他提着相机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五分钟，目光竟是冷冷的，于是很悔踏进这家照相馆。被一个毛孩子审视，浑身不自在，心里甚至生出几分恼怒。 终于，年轻的摄影师甩了甩长头发，对他的助手，一个十六、七岁的女孩说，开始吧。女孩拉下了一幅深灰的背景，衬托我明黄的外衣，又调整了几盏灯的位置，随后让我在背景前站好了，帮我摆了一个随意的姿势。 摄影师又盯着我看了大约两分钟，才慢慢举起相机，“咔嚓”了起来。他不像其它摄影师，热情洋溢、千方百计地动员拍照的人开心微笑，而是面无表情，除了偶尔蹦出一两个单字，比如“抬头”、“扬下巴”之类，再就无话了。在他眼里，我仿佛是被移植到深山里的一株草，悲也好，喜也好，随我自生自灭了。 拍照过后，我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了陌生的自己。不比平常美，也不比平常丑，却是特别。几个侧影是以前从未被拍过的，所以连自己也不熟悉。原来摄影师长时间的审视只是在寻找角度。一旦有了合适的角度，下一步的创造就变得简单轻松了。摄影如此，写作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 很多时候，我只有寻常的眼光，习惯于选择通常的角度。不妨时常换一种角度，看自己，看别人；看艺术，看人生…… 发表日期： 非典女人 在这里，非典，不是SARS， 而是非典型。什么样的女人是非典型女人？据说不愿或没有机会相夫教子的女人，还有不会嗲的女人，都属“非典女人”。若是两者占全了，就要被称作“绝对非典”了。 有位作家说女人分两种，花一样的女人，和树一样的女人，那么典型女人便是花，非典女人就是树了。花一样的女人当然柔美，但常常躲不过风雨，贫贱时不把自己的男人踢出家门，便要夹着小包裹投奔豪宅名车了；树一样的女人不免粗糙，可在男人困顿、失败时，竟肯赚钱养家，撑起枝干遮风挡雨，堪称可歌可泣。 于是女人有了难题：当典型，还是当非典？做树，还是做花？典型不等于典范，但是花样的女人总能多赚几份怜爱，更何况大多数女人的名字叫脆弱，弱女人很容易找到同类。非典型绝不像病毒那么可怕，不过树样的女人常常寻不到可以仰视的另一颗树，不免孤独了些。 花样女人对树样女人的随意伸展颇有微词，树样女人也不敢恭维花样女人的拖泥带水，总之，彼此间少了自然的和谐。其实，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，只要是真真切切地做着自己，又何必厚此薄彼呢。 或许女人没有选择，为树为花，全出于天性。无论造物扮演着多么不可一世的角色，总不能把花变成树，或把树变成花吧。当然，造物在雕塑个性时偶尔也会错位，这样世间便有了像花又像树的既典型又非典的女人…… 发表日期：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