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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岛日报》“三地女人情”专栏 曾晓文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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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Celine完美了之后 Celine Dion (席琳·迪翁)是我最钟爱的歌手之一。第一次听她唱《我心依旧》(My
heart will go on)时,流了泪。她那几乎是来自天国的歌声让人忍不住想沉入历史的深海,打捞上一个世纪的纯美爱情。此后对这支歌百听不厌。甚至在我从美国搬到加拿大时,想到自己靠近了Celine的故乡,孤单的心竟得到了几分安慰。 Celine成了完美女人,魅力四射,以歌声震撼整个世界,同时又小女人状十足,安心地相夫教子。 时光流逝,她的新歌似乎是旧歌的翻版,这多多少少令我有些失望了。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难道不应该追求风格的多样吗? 有一次和加拿大同事谈起Celine,我原以为他会把Celine当国宝,以她为骄傲。不料同事却说他从来不喜欢Celine,因为她的歌曲风格一层不变,而她的丈夫Rene(勒内)从她十四岁还未成年时就厮守在她身边,应该被判罪。同事不无刻薄的幽默让我失笑,不过心里还是难免有几分失落。 前日偶然在Sears看到Celine和Rene身穿粉红色为某浴衣做广告的大幅招贴。对男人穿粉红色一向不敢恭维,更何况是年过花甲、脑门闪亮的男人?我想起Celine曾宣称过她与Rene的爱情是她一生经历过的唯一爱情。 也许正是这种唯一与完美束缚了她的艺术吧。 第13张多米诺 在多伦多经常听到类似的故事:一位大陆移民找不到工作或者失去工作,情绪低落,于是生存问题难以解决,信心跌入低谷,婚姻出现危机,最后有人抛下妻小回了国,有人抑郁成疾,有人索性跳楼了之…… 生活有时像多米诺骨牌,当第一张被推翻了,后面一连串的牌就都轰然倒塌了。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A.怀特海德曾经制作了一组骨牌,共13张,最小的第一张牌还不如小指甲大,最大的第13张牌面和扑克牌差不多大小,厚度相当于扑克牌的20倍。把这套骨牌按适当间距排好,轻轻推倒第一张,必然会波及到第13张。第13张骨牌倒下时释放的能量比第一张牌倒下时整整要扩大20多亿倍。可见多米诺效应产生的能量令人瞠目结舌。 巨大的能量有时便意味着巨大的毁灭力。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被命运的骨牌猝然压倒,而第13张多米诺给人的打击又最最致命。13,在西方的文化中从来就是最不吉利的数字。在这种时刻,怯懦者会在骨牌的重压下哭泣、抱怨、绝望,而勇敢者却手脚并用地爬出来,站立起来,并且沉着地把骨牌一张张重新扶起!不管这个过程多么漫长,多么艰难。 勇敢者会把命运的毁灭力量转化为动力。如果真有人可以推翻多米诺骨牌,让它们放射能量,那么这个人应该是—— 勇敢者自己。 亲爱的,今晚你想吃什么? 多伦多在我面前沉默着。冰球比赛、同性恋婚姻、政府减税、国际艺术家画展……都是自由世界的事情。我把自己囚禁在记忆的城堡里,生命竟由此停滞。我轻易不会走出城堡,因为每一次的走出,总让我产生更多的关于你的联想。 前几天在超级市场,偶尔听到一位中国男人对着手机问:亲爱的,今晚你想吃什么?男人的模样平常,声调却是温和中透着甜蜜。他很快开始了专心致志的挑选。他的全部购买活动因为有了一个女人的介入而生动,而充满乐趣。女人等待的也许是碧翠的芦笋,鲜红的西红柿,也许只是小小的一包酸梅。突然羡慕起电话另一端的女人。羡慕她的受宠,她的不会落空的等待。 亲爱的,今晚你想吃什么?这个问题你曾问过多次,如今却失去了询问的前提。世间最平常的快乐竟成了我们最大的奢望。 以前下班回家,饭桌上常常有色香味俱全的四菜一汤在等待我,还有你温暖的眼神。今生何求?女人最大的心愿难道不就是被人疼爱吗? 小说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中的男主人公说,他决不再离开他心爱的人居住的城市。他的痴情与执着若干年来感动着世界各个角落的男男女女。可是我离开了,也许我并不是为情而生的女人,我因此不能原宥自己。 我空着手离开了超级市场,因为对所有不能与你相对而坐的晚餐失去了向往…… 今朝有酒 每到星期五,同事之间寒暄,免不了要问问彼此晚上的活动计划。让我惊讶的是,我的男女同事们常常耸耸肩膀,不约而同地告诉我,“噢,没什么特别的,泡吧而已。” 看来,泡吧是最正常不过的活动了。 偶尔有按奈不住的同事,星期五中午就有两三杯下肚了。他们对饮酒还有一个美丽形容,那叫“享受生活”。有时他们会劝我也喝一杯,每次都被我婉拒。在北美生活了这么多年,接受了不少西方文化,但还没西化到午餐时就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程度。 加拿大人爱酒。据一份市场调查报告讲,加拿大的酒类市场从 1998 年开始到 2003
年,都是以每年 6% 的平均增长率快速地成长。可见喝酒的人与日俱增。 公司的圣诞派对是一定要在市中心的著名酒吧举行的,这也是公司一年一度的最大事件,让很多同事从九月份就开始翘首企盼。到了那天,老板允许每位员工和他们的伴侣尽情地点酒,一杯又一杯,喝了“长岛冰茶”,又要“海滩上的性爱”,左手一瓶“Cools Light”,右手一瓶“Heineken”,直喝到面红耳赤,口齿不清。有些人会从晚上7点直喝到凌晨4点,简直堪称“饮酒马拉松冠军”,让我敬佩不已。 今年我要在北京过圣诞,我的同事们得知后,纷纷惊呼:“天哪!你将错过圣诞派对!这真是太大的损失了!”那口气就仿佛我将错过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宴。 牵引我走出恶梦的峡谷 从小常做恶梦,而且在睡梦中会口渴。也许是因为生命中过早出现了沙漠,而爱的溪流总如海市蜃楼。 在最初和你相守的那几年,恶梦很少造访。安眠便是福。但是后来,一场异乎寻常的打击,使我几乎丧失在精神的废墟上重树自信的勇气。太阳底下的美好事物似乎离我远去,我又开始恐惧黑夜,恐惧恶梦的纠缠。 在很多个夜里,在一间常年窗帘垂挂的公寓里,你小心地用手臂环绕着我的头,防御着无形的恶梦之魔。 等你安稳地睡着了,我才睡。你说。你白日里辛苦地做工,夜里却执拗地抵抗着疲惫,等待我入睡。女人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疗治伤口,你还说。 我有时会在恶梦中哭起来,下意识地用手臂盖住自己的嘴,哭得喘不过气来。你就立刻坐起来,轻轻地把我叫醒,把我从恶梦的峡谷牵引出来,然后从冰箱里取出我最喜欢的由五种水果制成的饮料,看着我把整杯喝完。你注视我的神情,带着怜惜、忧郁。我的伤口在你的痛处。 现在我远在千里之外了,恶梦仍在变换花样地追逐我,剥夺我的安宁。 一个爱哭、怕黑、痛恨孤单的女人却固执地选择了异国的独居。 可再无人把我从恶梦中唤醒,端给我一杯果汁…… 钞票与情调 常常听到女人们抱怨自己的男人:会赚钞票的缺少情调,拥有情调的又不会赚钞票,总之男人无法完美。 大多数女人心里都有一杆秤,所以在选择男人时会掂量斤两。选择钞票的是知性女人,牢记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古训。如果连买一杯Starbucks
咖啡的大铜板都没有,一对男女怎么有可能、又怎么有心情坐在咖啡馆里欣赏莎士比亚?所以知性女人宁愿让男人满世界奔跑去赚钞票,自己独守空房,也不愿因为囊中羞涩、讨价还价而遭街头小贩的白眼。知性女人活得实实在在。 选择情调的女人是感性女人。男人买不起一杯咖啡没有关系,谁敢说咖啡馆里的空气会比湖边的更好?而湖边的漫步是免费的。在这个万物的滚动几乎都要依靠金钱做杠杆的世界里,有几个男人可以卓然不群,可以为爱好、为情调而轻视物质享受?所以感性女人宁愿身居斗室终日品味精神食粮,也不愿看到自己的男人为几块牛排而折腰。感性女人活得洒脱空灵。 知性女人也好,感性女人也罢,都得明白钞票和情调常常是架在河上的两条互不相关的独木桥。一旦上了其中一条,就不能太向往另一条上的风景了。 女人们说,做女人好难;男人们唱,爱一个人好难。 其实最难的是那些今天想要钞票明天改要情调的女人,和那些既没有钞票又没有情调的男人…… 圣诞卡的怀念 以前的圣诞节,总是随着第一张贺卡的到来而开始的。傍晚时走近信箱,心里就怀着隐隐的期望,期望远方的朋友寄来一份问候。那时每年都会收到至少一打花花绿绿的贺卡,甚至还要在门上钉两颗图钉,拴一根线,把贺卡挂在上面,让它们缤纷在异国缺少色彩的日子里。 贺卡的设计者们想必都是热爱生活的人,他们总是选择温暖甚至热烈的颜色、美丽的图案,把一张张小小的卡片变成一件件艺术品,让人的心情明媚起来。最偏爱的是卡片上的词句,因为在字里行间永远充满诚挚的祝福。常常根据朋友们形状各异的笔迹,去猜测他们的性格,似乎对他们多了一层理解。拿着贺卡,就仿佛握住了温馨往事,握住了惦念和关怀。 我也热衷于寄贺卡。不过现在像我这样的人,一笔一划地在卡片上写下自己的祝愿,然后通过邮局在十天甚至半个月之后送到朋友手上,显然是落伍了。 最近一两年,收到的大多是电子贺卡。和纸制的一样,电子贺卡也有眩目的颜色和图案,甚至还有闪烁的三维动画和悦耳的音乐,更酷,更有时代感。可不知为什么,我用鼠标点击,看客般观赏一番,似乎无动于衷。圣诞节在我的心目中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抽象概念。祝福在多维空间里被人们快速传递着,似乎一天天变得轻飘、虚幻了。 其实,只有真真切切地可以触摸得到的东西才让人感到安慰,感到充实。 丁香丛中的女孩 70年代末全国刚刚恢复高考,高三学生都挑灯苦读。雅秀却因与男生班长恋爱而无心读书。在当时中学生恋爱是被严格禁止的,所以雅秀只能以眼神传达心意,于是她的眼神日益明亮。 男生班长被北京的一所大学录取,雅秀却名落孙山。当男生班长乘火车离开故乡小城时,雅秀并不在送行的人群之中,而是在南郊区的一段铁路旁,一个人等待火车经过。后来雅秀告诉我,那天铁路旁紫丁香的气息过于浓郁了,让她险些晕倒。 雅秀渐渐地变得有些语无伦次,常常莫名其妙地笑起来,笑得满面飞春。她的眼神依然明亮,却亮得有些吓人,仿佛夏日正午的光线,直直地照下来。 寒假时,男生班长没有回来。第二年夏天,雅秀又落榜。暑假时也不见男生班长的踪影。“他答应了我就一定会回来看我的。”雅秀反反复复地说。有一次她甚至冒着风雪跑到我家,就是为了再次告诉我这句话。她披头散发地立在我面前,眼中仍有一层不变的憧憬。 雅秀因为“花痴症”进了精神病院。出院后,似乎在一家百货公司卖过纽扣。后来我就不知她的下落了。据说有一段时间在南郊区的铁路旁,常会出现一个在丁香丛中赤脚狂奔的女人,我猜想那便是雅秀了。每次当我回想起她,我就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:女人,是不可以把爱情当作生命之全书的。 因为那将是世间最危险的赌博…… 关于报刊亭的理想 说起来有点胸无大志,我平生的第一个理想是做报刊亭里的售货员。上初中的时候,最大的爱好就是读小说,可是没有零花钱,买不起文学刊物。有时在街上看到报刊亭里的女孩手里拿着散发着油墨芬芳的刊物,津津有味地阅读,心里羡慕得很。我想如果我能坐在她的位置上,我就可以尽情地读我喜欢的期刊了,比如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十月》、《收获》、《作品》等等。 在精神生活还很贫瘠的80年代初期,文学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神圣。一句情诗就可以让年轻的我们热泪盈眶啊:“我希望,她,和我一样, 胸中有血,心头有伤。 不要什么花好月圆, 不要什么笛短箫长……” 我四处借文学刊物读,居然也把在那几年中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都读遍了。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零星地发表作品。后来到了海外,国内的文学刊物似乎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,直到上个月,我的首部长篇小说《梦断得克萨斯》刊登在《小说月报》上。命运就像一位了不起的魔术师,把我生活中被剪断了的胶片连接了起来,从此我似乎有了一部关于爱、文学和漂泊的电影。 当然,此刻的我,没有坐在故乡小城的报刊亭里。 我改变了或者说超越了自己的第一理想,可如果不是怀抱着一份对报刊亭所代表的知识与文化的向往,我早把文学遗落在漂泊的路上了。 于是我感激自己的第一理想……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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